文/何晖 周梦婷

　　野生动物犯罪作为一种猖獗的全球性问题，已被公认为仅次于武器、毒品和人口贩运的第四大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形式。野生动物贩运者借助航空运输的高效性和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利用其中的监管漏洞，将本土濒危物种或外来物种的活体动物及其制品运往世界各地，非法牟取暴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2024年5月发布的《世界野生动物犯罪报告》中指出，尽管过去的20年中，各国和国际间采取的多方协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规模依然庞大，涵盖数类物种，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野生动物犯罪形势依然严峻。
　　印度的陆地面积虽仅占全球的2.4%，却拥有全球6%至8%的生物种类，加上其密集的人口，使得印度成为非法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的来源国和中转国。印度不仅仅是全球排名前二十的野生动物贩运国家之一，也是野生动物航空贩运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之一。作为国际运输的重要枢纽，印度机场频繁面临着野生动物犯罪的威胁。

　　一、印度机场野生动物犯罪现状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的年度报告，在2014年至2021年期间，印度各邦登记了大量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尤其是北方邦（UP）、拉贾斯坦邦（RJ）、马哈拉施特拉邦（MH）、阿萨姆邦（AS）、西孟加拉邦（WB）、中央邦（MP）以及卡纳塔克邦（KA）等地的案件数量显著高于其他邦。随着航空业的迅速发展，印度机场已成为全球野生动物犯罪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野生动物犯罪堪忧。

　　（一）贩卖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经由印度机场贩运的野生动物具有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特点。根据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报告，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印度共查获约70000只本地和外来野生动物，涉及活体、身体部位及衍生物，总重量超过4000公斤，足见其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从物种分类来看，爬行动物走私最多，占比46%；其次是哺乳动物和海洋物种，分别占比18%、10%。从查获数量看，印度本地物种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星龟，其次是黑池龟。外来物种中，红耳滑龟位居首位，其次为中国池龟、鬣蜥、狨猴、三色松鼠及若干珍稀鸟类。除了活体动物，印度机场的走私缉获物中还包括大量珍稀野生动物的器官及衍生物，如象牙、穿山甲鳞片、虎皮等，这些物品往往被用于制作高价值的饰品、药材和工艺品。

　　（二）野生动物贩卖现象猖獗
　　航空运输由于旅行时间短、覆盖范围广，已成为印度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者运输本土及外来物种进出国境的主要渠道之一。近期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India）多次曝光重大扣押案件，显示出野生动物贩运现象的猖獗程度。在孟买国际机场，警务人员查获了多种野生动物，包括七只火焰园丁鸟、两只棉顶狨猴和一只藏在行李中的普通狨猴。遗憾的是，七只火焰园丁鸟中已有三只死亡。此外，钦奈国际机场警务人员逮捕了一名乘坐泰国航空公司航班从曼谷抵达钦奈的班加罗尔居民，在他的两个纸箱内查获了349只普通绿鬣蜥和53只大开曼蓝鬣蜥，其中有67只已死亡。

　　（三）跨区域犯罪覆盖国家数量多
　　印度不仅是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主要来源国，还是国际走私网络中关键的中转站和目的地，涉及国家数量众多，跨境走私尤为显著。主要途径包括东北部漫长的国际边界以及国内的主要机场，尤其是东南亚的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成为野生动物犯罪的主要区域。根据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数据，2011年至2020年间，印度机场共记录了140起野生动物扣押事件。其中，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国际机场以36.1%的案件占比居首，这一现象源于钦奈作为往返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地位，每日大量经济实惠的航班使其成为走私网络的核心节点。从海马到穿山甲鳞片，各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通过钦奈流入非法市场。其次是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占比14.8%，新德里英迪拉·甘地机场，占比11.3%。然而，这些数据源自已经被发现或公开报道的案件，由于更多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活动没有得到有效检查或报告，印度机场真实的走私数量远超官方记录。

　　（四）野生动物贩卖伪装性强
　　野生动物贩运者常通过托运及个人行李方式，将野生动物藏匿于衣物、鞋类和其他可穿戴设备中，同时通过错误申报受保护物种的方式混淆视听，加大机场警察侦查工作难度。贩运者通常根据动物的体型和特性选择伪装方法。例如，印度星龟在孵化阶段的长度仅为12至15厘米，成年后也通常不超过20厘米至25厘米，因体型较小被隐藏在手提箱等行李中。根据减少濒危物种非法贸易机会（ROUTES）项目提供的缉获数据，超过54%的野生动物被藏匿在托运行李中，约11%的动物则通过航空货物渠道走私。正如环保电影制作人特丽莎拉·阿肖克在文章《揭开通过机场贩运野生动物的犯罪世界》中的描述：“我在飞机上坐下时，我的目光在头顶的行李箱上徘徊，思考着里面可能隐藏着野生动物的可能性。一罐品客薯片里会不会有一条年轻的眼镜王蛇？或者是否一只濒临灭绝的凤头鹦鹉被卡在打孔的水瓶里？”这些隐匿手段使野生动物贩运活动变得难以察觉，进一步加大了犯罪打击难度。

　　二、印度机场警察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措施

　　印度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野生动物非法贩运问题。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在2019年的行业报告预测，到2024年印度可能跻身全球第三大航空市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根据印度官方航空指南（OAG）2024年6月的报道，截至2025年印度计划新建220个机场，这将超过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第三大国内航空市场。因此，近年来印度机场警察大幅加强了非法野生动物贩运打击力度，采取一系列严格措施，以期减少并遏制野生动物犯罪。

　　（一）升级技能培训手段，增强执法行动效能
　　为有效打击印度机场野生动物犯罪行为，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植物犯罪控制局（WCCB）以及印度世界自然基金会（WWF-India）联合开发并推出了一项专门项目——“阻止和破坏印度航空运输部门的野生动物贩运”。该项目旨在通过多方合作，提升机场警察识别和拦截利用航空运输渠道进行非法野生动物贩运的能力。该项目于2022年3月25日在法里达巴德的国家海关、间接税和麻醉品学院（NASIN）正式启动，机场警察、相关部门及官员通过在线知识中心访问，参与合作培训。培训内容的核心模块包括：第一，两门关于如何遏制野生动物贩运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在线课程；第二，机场贩运野生动物的纪实视频；第三，执法人员日常操作使用的备查清单；第四，海报和立牌提供的常见贩运野生动物物种信息。这些培训资源不仅提供了相关理论知识，还通过场景化模拟强化了警务人员的实战能力，帮助他们掌握动态多变的犯罪手法。此外，为确保机场警察能够持续更新技能，在线知识中心会定期升级内容，应对不断演变的贩运趋势。针对该项目的实施，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度分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拉维·辛格评价到：“由于人类干预，气候变化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带来的威胁不断增加，野生动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保护。该项目与印度机场的节点机构合作，有助于加大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宣传和预防力度。”
　　此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针对机场警察及相关工作人员开发了一个20分钟的简短培训模块，以帮助他们对航空运输野生动物贩运的认识。这种快速培训模块为机场警察提供了基础知识，帮助他们识别并应对潜在的贩运行为，强化了机场警务人员在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方面的能力。

　　（二）构筑跨境协作防线，提升执法科技创新
　　野生动物犯罪控制局（WCCB）作为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下属的法定机构，近年来积极推动跨境协作与数据驱动的执法创新。该机构已开始利用实时数据库进行罪犯分析，并计划与邻国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和缅甸建立跨境合作，以遏制跨境野生动物犯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通过野生动物联盟（United for Wildlife Taskforce）和海关数据库，与印度多家航空公司运营商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加强对机场非法贩运行为的识别和防控能力。印度国家海关、消费税和麻醉品学院（NASIN）的库马尔强调，机场警察与其他国际组织共享情报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及时掌握走私动向，还能协调各国执法行动，从而有效提升跨境协作成效。2017年，新加坡机场就查获了97只星龟，并将其成功遣返印度。印度机场警察在执法中通常也会将扣押的幸存野生动物送回其原产地机场，确保其野生动物安全。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提升了印度机场警察执法效能，比如DNA检测以及包括生物信息在内的分子生物学工具。这些技术被用于野生动物检查，可以精准确定被贩运动物的来源。同时，印度机场警察加大公民科学倡议的推广，调动警犬队的参与，增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监测能力。这些举措与基于DNA的数据库和参考库结合，为追踪偷猎目标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科技创新技术运用不仅帮助执法人员更精确地识别犯罪链条，还显著提升了执法效率，为遏制日益复杂的野生动物犯罪行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三）线上线下协同，提升贩卖打击聚合力
　　为提升公众对野生动物犯罪的广泛关注，印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通过多个组织联合，推动警方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协作，构建打击野生动物贩运的综合防线。比如，印度机场警察积极配合，与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发起“不要招惹麻烦”运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植物犯罪控制局（WCCB）联合开展“并非所有动物都选择迁徙”项目等等。这些措施，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和官方网站传播信息，线上扩大公众认知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机场张贴海报、举办讲座等线下活动，不仅直接强化公众对非法野生动物航空贩运的警惕性，而且帮助呼吁拒绝购买违禁物品及野生动物制品，有利于减少非法交易行为。
　　印度交通部前国家负责人谢卡尔·库马尔·尼拉杰博士强调媒体应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限于报道案件信息，而要主动传播有关野生动物贩运的警示性内容，帮助公众认识到这类行为属于严重的犯罪。印度机场警察与媒体积极合作，揭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对社会、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影响。比如，非法航空运输过程中野生动物遭受的残酷环境、航空业因此面临的潜在风险、此类贸易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计的威胁、引发的物种灭绝危机以及跨国犯罪网络的复杂运作模式等。

　　三、印度机场警察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挑战

　　通过采取一系列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措施，印度的野生动物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20年发布的全球野生动物犯罪增加的趋势相反，仅2023年印度钦奈机场就挫败了10起重大贩运企图，印度机场警察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野生动物贩卖带来的巨额收益，犯罪分子仍然铤而走险，印度野生动物犯罪案件频发，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对于印度机场警察而言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高额利润与巨大需求双重驱动，偷渡猖獗成风
　　野生动物偷渡猖獗，涉及的产品种类繁多，从犀牛角、穿山甲鳞片到象牙、虎皮等，黑市价格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例如，象牙的黑市价格为每公斤1500～2000美元，而一只象牙重量通常在5～10公斤之间，走私交易的利润极为可观。穿山甲鳞片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每公斤1000～3000美元；犀牛角的黑市价格更高得惊人，每公斤可达60000～100000美元。此外，涉及鸟类宠物的黑市交易也同样利润丰厚，长尾小鹦鹉、八哥和文鸟等笼养鸟类的价格在每只100～1000美元之间。
　　这些高价物品的走私，主要源自外来宠物、传统药材、奢侈品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巨大市场需求。尤其东南亚等地区对穿山甲鳞片和穿山甲肉类的需求持续高涨，推动了大量的捕猎和贩运，导致印度境内缉获的穿山甲鳞片数量激增。此外，印度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还涉及超过200种鸟类，其中既有被用于药材原料的物种，也有作为宠物或消费品的物种。比如长尾小鹦鹉、八哥等鸟类，常被非法用于地毯制作、药物成分提取，成为走私网络中的热门对象。且印度这些贩运大多为国际市场服务，而非满足国内需求。作为重要的贩运源国和中转站，印度机场非法野生动物贩运打击工作面临极大挑战。

　　（二）法律漏洞削弱保护，执法行动难以有效
　　印度机场警察执法主要依据的是早在1972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印度第一部专注于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的法案，其将野生物种划分为六大类，并按种类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法案本身存在的漏洞和问题，限制了其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有效性和全面性。第一，物种分类更新滞后。法案核心机制是通过附表对物种进行分类和保护，但附表的修订频率过低，仅在2002年和2006年做过两次修订，不能及时反映物种面临的最新威胁。导致机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无法保障未更新的濒危物种得到及时保护。甚至由于法案中的物种分类错误，导致某些本应受到重点保护的物种面临更大的风险。第二，学名与俗名使用不一致。部分附表条目使用过时的学名或直接使用俗名代替学名，让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难以准确识别物种。这不仅为非法贩运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野生物种的执法和保护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第三，物种覆盖范围不足。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旨在保护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但许多重要物种，特别是鱼类、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未纳入附表保护范围。相比哺乳动物和鸟类，低级别物种和冷门物种的保护力度较弱，导致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未能获得应有的保护。第四，附表条目重叠和矛盾。这都进一步造成执法行动的碎片化和低效率，导致机场警察在执法时面临挑战。同时，由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几乎未涉及外来物种的监管，缺乏对其所有权和管理的明确规定。一旦外来物种进入印度，由于存在的法律漏洞，机场警察无法有效处置。非法贩运者利用这一漏洞，将外来物种带入印度后，通过私人渠道分销或饲养，逃避法律制约，也给生态系统带来潜在的入侵威胁。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相关保护法存在的漏洞，导致机场警察执法难度大，野生动物偷猎和非法贩运现象依旧猖獗。根据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WCCB）提供的数据，2012年至2018年，警务人员逮捕了超过9253名涉嫌野生动物走私的嫌疑人，但相关案件的定罪率仅为2%。究其原因，除了前述法律制定本身问题外，机场警察缺乏早期发现和有效拦截的预警机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执行程序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法庭案件陈述不够严谨，文书工作不规范。因此，印度机场警察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成效的提升，除加强自身效能外，还亟须现行法律的及时修订与加强，以切实有效地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挑战。

　　（三）执法资源捉襟见肘，成效缺乏可持续性
　　资源匮乏的现实条件严重制约了机场警务人员的执法效能。印度机场警察在执行扣押任务时，为了保障这些动物的安全，通常需将它们暂存动物园或救援中心。但这些机构普遍面临场地空间紧张、资金有限的问题，由于大量查获的外来动物已经占据了有限的救助资源，导致部分新扣押的动物无法得到安置。这样的现状不仅影响执法行动，还对野生动物安全构成威胁。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科学检疫和高质量兽医护理的缺乏，这些野生动物被扣押后健康风险显著增加。这不仅对动物权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埋下了公共健康的隐患，因为动物疾病可能会因为处置不当传播给人类。除此以外，机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还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尽管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MoEFCC）在2022-2023财年的预算从上一年度的252亿卢比增加到303亿卢比，但对野生动物项目的资金支持明显不足。这种资金缺口直接导致警务人员在任务执行时面临更大的财务和人力压力，也制约了执法行动的可持续性。

　　（四）警察失守助长贩运，腐败横行破坏合作
　　机场警察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实效。首先，部分机场警察受利益诱惑而失守职责，与偷渡者、贩运者暗中勾结，凭借自身执法权的便利，在机场这一关键执法场所为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大行方便之门。不仅对非法野生动物的运输视而不见，甚至主动参与到非法利益链条之中谋取私利。这种腐败行径使得机场原本应有的严格执法防线被轻易突破，极大地损害了机场警察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也导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在国际航空运输渠道内愈发猖獗。其次，机场警察中的腐败还对合法市场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不法分子在机场警察腐败行为的纵容下，借助合法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洗白操作，将非法途径获取的野生动物产品堂而皇之地在市场中流通交易。如此一来，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冲击。第三，鉴于野生动物贩运活动具有跨国界的特性，各国机场警察及相关执法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协同行动至关重要。然而，腐败的机场警察为了自身利益，常常故意隐瞒关键信息或对事实进行歪曲，导致信息无法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得以顺畅共享，协调行动也因此陷入僵局。这使得各国联合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努力屡屡受挫，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机场警察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与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其在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工作中的挑战与困境。■
　　
　　[作者简介]何晖(1979-)，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得州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单位“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综合特色智库专家，湖南省意识形态领域专家、青年工作者，湖南省民政厅民政研究专家，湘潭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观察》《当代财经》、JDCTA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周梦婷（2001-），女，湖南岳阳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