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柔勍  张承先  熊文君

　　南非系世界上第三大生物多样性国家，是超过9.5万已知物种的家园。然而，国家红色名录评估表明，南非10%的鸟类和青蛙、 20%的哺乳动物和13%的植物受到非法捕猎、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威胁。猖獗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导致南非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面临极大窘境。
　　
　　一、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情况

　　（一）现状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是指通过盗猎、非法运输和贩卖濒危物种及其制品，危害物种生存和破坏自然资源。南非是世界上保护野生动植物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该国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实践正遭遇挑战。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十九届缔约方大会发布的《非洲与亚洲犀牛——现状、保护和贸易最新情况》，截至2021年底，全球非洲犀牛数量为23432头，南非黑犀牛占全球比例为32.06%（6413中的2056头），白犀牛占比为76.21%（17019中的12968头）。2018年至2021年期间，非洲共记录了2707起犀牛偷猎事件，其中90%发生在南非。2021年12月，仅两周南非就发现了24具犀牛尸体，可见，南非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任重道远。

　　（二）影响犯罪的独特驱动因素
　　贫穷、腐败和贪婪是南非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连绵不绝的重要成因。据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对南非偷猎者的调查，多数偷猎者来自保护区周边的贫困社区，受教育程度低且失业率高。南非经济衰退加剧了贫困问题，促使部分人为利益铤而走险。
　　腐败是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滋长的温床，它是大规模、大范围野生动植物贩运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有效执法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犯罪集团采用诱骗、暴力威胁或胁迫等各种手段使官员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活动，据估计，克鲁格国家公园多达40%的执法人员涉嫌协助偷猎集团，犯罪网络甚至利用直升机、AK-47等专业工具作案。保护区工作人员、职业猎人等群体被腐蚀并成为活跃者，形成南非独有的犯罪生态链。

　　（三）合法狩猎造就南非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来源国地位
　　南非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且允许合法狩猎及野生动植物制品贸易，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便利。1968年恢复白犀牛狩猎后，种群数量一度增长，战利品狩猎非但没有阻碍种群增长，反而被认为是一股有助于生物管理、扩大保护范围和创收的积极力量。但政策逐渐被滥用。
　　从2003年开始，偷猎数量悄然增加，犯罪分子故意利用南非法律漏洞来获取狩猎野生动植物，在亚洲重新兴起野生动植物制品交易市场。最典型的就是犀牛角交易，从被麻醉犀牛身上取下角可以有效阻止偷猎者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割下活犀牛角，因此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取角并登记入库，然而南非却存在未登记犀牛角通过保护机构流向亚洲中转国最终进入消费市场的特殊渠道。南非合法狩猎与交易制度使非法活动得以混入正规商业体系，犯罪组织通过合法外衣掩盖非法行径，这种监管漏洞导致野生动物犯罪呈现隐蔽化、产业化特征，严重削弱保护成效。

　　二、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制度体系

　　南非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建立了一套多方位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南非对生物多样性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其在法律体系、执法模式、保护模式以及国际合作四个层面的综合努力。

　　（一）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法律体系
　　南非通过宪法确立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原则，保护野生动植物不受侵害，以此巩固人类的生存环境，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并制定《野生动物盗窃法》《国家环境管理法：生物多样性法》等法律，明确野生动植物保护级别及标准。在行政规章方面，颁发《南非狩猎方法规范与标准》《犀牛及犀牛角交易市场规范》等细化管理措施，要求犀牛角交易需许可证，并通过芯片植入、数据库追踪强化监管。此外，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南非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将公约的相关规定纳入本国法律体系中。在涉及跨国走私犀牛角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时，南非可以与其他缔约国进行合作，对走私犯罪进行联合打击，各缔约方可以提供包括证据交换、联合调查在内的多方面协助。

　　（二）专门＋多部门合作执法模式
　　1.国家公园管理局。
　　1956年，南非依据《国家公园法》设立了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SANParks），负责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重点区域进行日常巡逻，密切关注野生动植物生存状况，细致检查非法猎杀迹象。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设有环境犯罪调查部门（ECI）负责调查保护区内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案件，与南非警察局（SAPS）共同捕捉相关犯罪嫌疑人。每个保护区都配有野外护林员，负责巡视和发觉异常情况。通过游骑兵部队来增加地面布防，再由航空部门和K9部队支持招募人员扩充海空山队（SEAM），构建了牢固的打击和预防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防线。此外，一些国家公园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如桌山国家公园与南非警察局、开普敦市达成合作关系，建立安全和安保论坛，共享情报和资源，使得桌山国家公园的犯罪减少；阿多大象国家公园通过智能算法监控犀牛的行为，在发生事件时发起警报，并通过全球定位系统查明犀牛位置，可以实地有效地调查可能的偷猎事件。同时，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还与科研机构合作，采用先进的野生动物相机追踪技术，对珍稀野生动物个体进行标记追踪，以便及时发现野生动物偏离正常活动范围或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伤亡等异常情况。除了打击盗猎外，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立了野生动物兽医服务部门（VWS），该保护部门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是支持反偷猎，对偷猎者射杀的个体进行治疗以及从野外收回孤儿犀牛，还通过法医尸检和样本分析调查中毒案件。
　　2.国家野生动物犯罪反应组。
　　21世纪以来，南非逐步加大了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执法力度。2009年3月，成立国家生物多样性调查员论坛。2010年2月，在环境事务部设立了国家野生动物犯罪反应小组（NWCRU），以加强省级和国家级执法官员之间的数据收集、信息交流和合作。该反应小组是南非21世纪以来首次建立的一个跨省有效运作的国家执法协调机构，它力求与社区、私人动物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积极互动和联系，以促进高效的信息交换，并尝试配备一支训练有素、资源充足、装备精良的队伍。还推动建立专门的环境法庭，以确保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得到有效处理。
　　3.南非警察局。
　　重点犯罪调查局（DPCI，又称“Hawks”）是南非警察局的一个专门部门，主要负责预防、打击和调查国家重点犯罪。由于犀牛偷猎和非法犀牛角贸易已被确定为严重威胁国家生态资源安全的犯罪，这些犯罪由调查局有组织犯罪科内的濒危物种科负责。南非警察局为每个省指定了濒危物种协调员来监督犀牛犯罪调查。此外，各省还培训了由省级协调员和调查人员组成的工作组，以调查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现场；为偷猎事件现场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并针对此类情况提供培训，以确保调查人员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和证据，并确保犯罪分子受到起诉。
　　4.多部门合作执法模式。
　　南非国家检察机关（NPA）是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合作伙伴，在确保犯罪分子受到指控并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检察机关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列为优先事项，到2010年底，九省都任命了专门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检察官，以规划和执行更广泛的法律战略，这样，除了基本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外，敲诈勒索、洗钱、欺诈、腐败和逃税指控也加入了其中。
　　南非林业、渔业和环境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等部门也加入到打击犯罪的队伍中。林业部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环境政策，还负责协调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工作。海关部门负责监测和查处野生动物和植物制品的走私，相关工作人员经专门培训能够识别各种野生动物制品，一旦发现疑似走私的动植物制品便会立即启动紧急应对机制，及时通知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机构和警察部门，共同开展调查和执法行动。

　　（三）保护区＋私人参与模式
　　南非大量国有或私人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是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区根据地形地貌，采用物理屏障如围栏、壕沟等与技术监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边界设置，提高边界安全性。南非积极探索私人参与保护区管理的模式。许多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居民被吸纳到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中，由他们担任护林员，在保护区内巡逻，检查是否存在偷猎等行为。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发布的《南非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供应链》报告指出，大约一半偷猎犀牛的罪犯是通过身边的社交网络招募。因此，这些社区居民就是最好的信息员，当身边出现偷猎者时，可以为执法人员提供线索。居民护林员的存在，也能降低失业率，降低居民因为贫穷参与破坏犯罪的概率。此外，南非职业猎人协会（PHASA）、私人犀牛所有者协会（PROA）等私人组织能加强南非犀牛私人所有者和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犀牛偷猎威胁。

　　（四）国际合作与联合行动
　　1.建立情报共享网络。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是具有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为有效整治相关犯罪行为需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南非与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周边非洲国家建立了紧密的情报共享网络，当南非发现有偷猎者在其境内猎杀犀牛并走私犀牛角时，便会迅速将偷猎者的相关信息、可能的走私路线等情报分享给另外两国。鉴于两国可能作为犀牛角走私的中转站，肯、坦两国执法部门接到情报后，可以在边境口岸、交通要道等关键位置加强监控，从而增加拦截走私货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机会。
　　2.开展联合行动。
　　南非是全球犀牛数量最多的国家，75%的非洲犀牛都生活在南非境内，尽管自2015年以来，随着保护区打击偷猎行动的力度加强，南非的犀牛偷猎总数一直在下降，但据估计，南非每天仍有近三头犀牛因犀牛角被杀害。基于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原产国和消费国不同，需要同时号召中转国和消费国共同努力，减少对非法动植物制品的需求、供给和中转，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对野生动植物的伤害。南非积极参与多个国际联合执法行动，与国际刑警组织、周边国家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密切合作。国际刑警组织利用其全球资源和网络协调各国执法力量，南非提供本地情报和执法人员的实地支持。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等周边国家则与南非共享边境地区的监控信息，共同对可能的走私路线进行封锁。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援助以及在国际上进行宣传倡导，提高公众对犀牛角走私危害的认识。
　　3.同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消费国展开合作。
　　南非亦与中国、越南等国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上展开合作。中国、越南曾一度是犀牛角、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南非与中国建立了双边执法合作机制，双方定期举行会议交流情报，共同开展针对犀牛角走私的专项打击行动。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南非提供了犀牛角走私源头的信息，中国海关根据这些信息在入境口岸加强检查，成功截获了一批走私犀牛角制品。
　　4.参与国际保护野生动植物项目。
　　南非是监测非法捕杀大象计划（MIKE）、Rhino项目等国际保护野生动植物项目的积极成员。作为大象栖息国，其加入监测非法捕杀大象计划（MIKE），通过追踪偷猎动态并提升分布国的大象种群管理能力，同时定期向大象贸易信息系统（ETIS）提交本国数据，支持全球象牙贸易监管。在犀牛保护领域，南非于2012年联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启动了Rhino项目，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资助，重点强化保护区法医技术应用。将资金用于建设专业法医实验室，通过犀牛角等生物样本的DNA快速检测，为起诉野生动物犯罪提供科学证据，并促进区域内执法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协作协同。非洲的其他分布区国家也参与了合作，努力将更多来自非洲大陆的犀牛DNA样本纳入犀牛DNA索引系统数据库。

　　三、强化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方向

　　南非系国际上保护野生动植物、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重要力量，CITES和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南非野生动物保护的报告。相关报告指出，南非在加大保护力度、肃清体制贪腐问题和修补执法体制方面还有待强化。

　　（一）继续加大保护力度
　　南非打击犯罪执法实践中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首先是增加保护区尤其是偏远地区执法人员的数量，保护区占地面积较广，存在大量无保护死角，使得犯罪防控十分薄弱。其次是加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监管。《南非与越南犀牛角贸易关系》报告表明保护区工作人员如护林员、兽医等可能参与相关犯罪。最后是利用现代科技提升保护能力（包括保护区的条件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克鲁格国家公园配备相机追踪和植入电子芯片的模式可以推广；南非应积极配合国际组织倡导建立野生动物DNA数据库，以便从数据上更加全面地保护野生动物；同时，加大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在复杂地理环境下的执法能力。

　　（二）肃清体制贪腐问题
　　根据归案犯罪嫌疑人供述，政府官员、私营部门人员以及当地社区成员是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在接受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采访时，近四分之一的犯罪嫌疑人提到南非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中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机场或边境检查站的政府海关官员，以便野生动物制品能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除非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根治。此外，《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的犀牛角贩卖（2012-2021）：2022年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指出，除了南非等国，在犀牛角供应链上的其他关键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发现逮捕和定罪的腐败行为者，这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严重缺乏关注。因此，南非还需与周边国家和中转国、消费国等国家协商，共同肃清保护野生动植物体制内的贪腐问题。

　　（三）完善执法体制问题
　　南非在执法体制层面存在定罪率低、拖延诉讼、保释等问题，相关犯罪发生后，很难将相关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或者是难以判处应有的刑罚。根据第十九届缔约方大会（CoP19）发布的报告，各国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的定罪率明显偏低。一级定罪率为32.1%，二级定罪率为7.1%，三级定罪率为4.3%，这表明罪犯级别越高，指控就越困难。刑事案件在较低级别偷猎逮捕中可能有明确的法律策略，如被定为非法持有枪支。若要与更高级别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案件建立联系，则要深入调查并采取其他策略，比如通过资金交易行为发现相关上下游犯罪人员。尽管起诉了案件也不一定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因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一旦未能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那么此后的侦查十分困难。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者野生动植物转移，都可能会牵涉其他国家，存在诉讼拖延的情况。南非宪法赋予罪犯保释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被保释的人在保释候审期间仍继续从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行为。总之，这些问题都可能为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增加障碍，相关法律规定亟须完善。■
　　
　　【作者简介】谭柔勍，女，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刑法。
　　张承先，男，江西余干人，南昌铁路公安局教育训练中心副主任，美国佐治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2016年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研究方向：刑法、行政法、公安管理、公安教育。
　　熊文君，女，江西南昌人，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互联网编辑管理、计算机多媒体集成设计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互联网编辑管理、多媒体集成设计。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