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皛

　　一、 历史沿革

　　美国法警是美国最早设立的联邦执法机构。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司法法》，该法案在建立联邦法院系统的同时，设立了“美国法警”（United States Marshal），首批13名法警由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亲自任命。
　　在美国建国初期，由于联邦政府机构极度精简，法警不仅要负责执行联邦法官发布的逮捕令、传票和判决，还承担了非警务工作，如人口普查、代收边境关税、押送联邦资金、登记敌国侨民等。在19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中，美国法警及其任命的副法警（Deputy Marshals）几乎成为西部荒野中国家法律权威的唯一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直至20世纪中叶，美国法警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94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各有一名由总统任命的法警，他们各自招募副手，对各自区域的联邦法官负责。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促进了法警制度的改革，当时美国南方多州抗拒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为强制执行法院命令，联邦政府不得不从全国各地临时抽调数百名副法警执行任务，此类跨区域大规模行动暴露了美国法警系统缺乏中央指挥、后勤混乱等弱点。为此，美国司法部于1969年正式设立“美国法警局”（U.S. Marshals Service）作为中央机构统辖全国的法警力量。随后，1984年《证人安全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确认了美国法警局作为司法部内设机构的地位，并促使其在追逃、证人保护、资产没收等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和集权化。至此，美国法警成为一支现代化的联邦级强力执法力量。

　　二、 机构设置

　　美国法警局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并在全美94个联邦司法辖区设有办公室，此外，还设有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法警。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37章，美国法警局隶属于美国司法部，受司法部长直接领导。其法定首要使命是“为联邦法院提供安全保障，并执行联邦法院的各项命令”。相较于FBI侧重于情报与复杂刑事侦查，美国法警局更加专注于执法行动。美国法律赋予法警很大的执行权限，包括无证逮捕权、全美范围内的持枪与司法管辖权。《美国法典》第28 编第564条规定，法警在美国某一州执行联邦法律时，可以行使与该州当地警长（Sheriff）同等的权力，这为其在复杂的州权与联邦权交织地带执法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外包安全人员外，美国法警局目前的总雇员人数约5500人，其人员结构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局长与地方区法警。美国法警局由一名局长领导，局长和全国94个联邦司法管辖区的区法警（U.S. Marshal）均由美国总统直接提名，在经参议院确认后上任，任期通常为4年。这种政治任命机制确保了联邦政府对联邦执法权的控制。第二层级是副法警（Deputy U.S. Marshals）。约4000名副法警是美国法警局真正的职业化执法骨干力量，是经联邦执法培训中心考试合格后就职的终身制公务员，不受政府换届影响。第三层级是合同人员与特别委任警员。为弥补警力不足，美国法警局雇用超过5000名退役警察或军人作为合同制的法院安全官（CSO），负责法院外围安保工作。此外，通过特别委任（Special Deputation）机制，美国法警局赋予数千名州和地方警察临时联邦执法权，使其可被编入法警主导的追逃特遣队。
　　美国法警局内设机构按照司法安全、囚犯行动、逃犯调查、证人保护、资产没收、战术行动、职业责任（内部调查）等业务领域进行分工。此外，还拥有专属特种警察部队“特别行动组”（Special Operations Group），负责执行高风险抓捕、危机事件处置、国家紧急状态支援及其他重大敏感行动等任务，该部队由80到100名志愿副法警组成，实行更高的装备和训练标准。
　　作为拥有致命武力使用权的执法机构，美国法警局有严密的内部规章，其中以司法部统一制定的《致命武力使用政策》为顶层的刚性约束。该局的职业责任（内部调查）办公室，专门负责调查副法警的违规违纪、滥用武力或腐败行为。同时，美国法警局须接受美国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的独立外部审计。近年来，针对法警在执法行动中过度使用武力的争议，美国法警局的内部纪律不断收紧，特别是在2024—2025年期间，全面推行了强制佩戴执法记录仪的制度，如违规不开启记录仪，可能被处以停职甚至开除等严厉处分。
　　
　　三、 职能定位

　　美国法警局的职能极其广泛，但皆围绕“保障司法链条的有效运转”展开，其首要核心是维护司法安全（Judicial Security）。美国法警局负责保护全美2700多名联邦法官、数万名检察官和法庭工作人员，以及近800处联邦司法设施的安全。其工作内容包括：负责联邦法院的防爆、安检、监控等安保工作；在针对恐怖分子、黑帮头目、贩毒集团首脑等犯罪嫌疑人的高风险审判中，派遣武装法警在法庭内维持秩序并控制被告；最重要的是，当法官及其家属受到暴力威胁时，法警局的威胁调查组会立刻介入开展保护性调查（Protective Investigations），进行情报分析、追踪溯源，并可能将法官转移至安全屋或提供24小时的贴身武装警卫。
　　美国法警局的第二项核心职能为追捕逃犯。美国法警局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逃犯追缉机构之一。1979年，美国司法部将大批越狱、违规保释、未出庭联邦嫌犯的追逃权从联邦调查局移交给美国法警局。美国法警的追逃模式具有高度网络化治理特征。2000年以后，美国法警局建立了遍布全国的7个跨州区域追逃特遣队（Regional Fugitive Task Forces）和60多个隶属于各联邦司法辖区的地区追逃特遣队（local/district Fugitive Task Forces）。法警会将各州、市、县的优秀警探通过“特别委任”编入特遣队，利用联邦政府资金、法警局的先进的数据追踪技术，行使跨州执法管辖权开展追逃行动，这种模式成功打破了美国执法机关长期存在的“辖区壁垒”。根据相关法律，法警还承担全国范围内对违规隐匿的性犯罪者，即指那些因有性犯罪前科而应处于警方全天候监控之下，却通过欺骗、搬家、跨州逃亡等手段逃避监控的危险人物的专项追缉任务。
　　美国法警局的第三项核心职能是实施证人安全计划（Witness Security Program）。这是美国法警最成功的制度创举之一。为保护愿意出庭指证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证人的人身安全，美国法警局于1971年正式开始实施证人安全计划。1984年《证人安全改革法》出台后，法警局的证人保护制度正式成形。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美国行政部门为了落实法律而制定的具体实施细则）第28编第0.111B条授权，被纳入该计划的证人（其自身往往也是涉黑分子）在同意出庭作证后，除在出庭作证及日常生活中可获得武装保护外，美国法警局将为其本人及家属提供全套的社会身份抹除与重塑服务；将证人及其家属和个人财产秘密转移至异地；提供包括全新姓名及相关身份文件、驾照、社保卡，甚至学历证书等伪造但合法的过往履历文件；以及基本生活费用、住房及就业协助等全套“服务”，并对其下落严格保密。自实施以来，该计划共保护近两万名证人，法警局宣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名严格遵守该计划安保规定的证人遭受伤害或暗杀”。
　　美国法警局也需要履行一些特殊职能，如囚犯运输、资产没收、寻找失踪儿童等。法警局运营着全美最大的囚犯运输机队和车队，即国家囚犯与外籍人员运输系统，每年在全国法院和联邦监狱之间转移数十万名囚犯。法警局还负责接管、维护、拍卖因涉案被查封的车辆、游艇、加密货币、房地产乃至企业股权等资产，并将所得资金注入司法部资产没收基金，用于反哺执法行动。法警局还可以应州、地方或其他联邦执法机构请求，协助寻找失踪儿童。此外，法警局还承担协助联邦建筑和财产，在国家紧急状态、重大事件中负责特种战术支援，国际合作和涉外押解等职能。
　　美国法警局曾负责的最特殊任务，是在冷战时期参与高度机密的战略核武器安保。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开的“民兵”洲际导弹历史档案，当载有核弹头和其他关键导弹部件的运输车队在州际公路上进行长途转移时，除了空军的安保部队外，通常由一名美国副法警驾驶先导车。这是因为在非联邦属地的公共道路上，军方直接行使执法权受到美国国内法的严格限制，而法警作为具有跨州路权和完整联邦执法权的正规警察，可以合法开展具有行使联邦执法权性质的清理道路、排查障碍等行动。

　　四、 经验与教训

　　美国法警的现代战术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是在执法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经历数次改革逐步确立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被认为是美国联邦执法部门最受公众质疑的“黑暗时期”。其中，1992年的红宝石岭事件是美国法警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舆论危机。该事件的起因是白人极端主义者兰迪·威弗受非法持有武器的轻罪指控却未出庭而被法庭通缉。美国法警的特别行动组在爱达荷州偏远山区对其进行隐蔽监视。由于情报预判不足，以及与目标遭遇时的现场指挥混乱和处置预案不合理，法警与目标及其亲属发生激烈交火，导致副法警比尔·迪根殉职，尚未成年的威弗之子被击毙。其后，联邦调查局人质救援队介入，结果因现场指挥官下令执行激进的交战规则而射杀了怀抱婴儿的威弗之妻。几个月后，美国法警又参与了惨烈的韦科大卫教事件。这些事件导致的惨重伤亡和执法机关表现出来的极度无能及滥用武力等问题引起美国舆论大哗，美国法警局成为众矢之的。
　　这些事件暴露出美国法警在执行追逃任务时存在的严重缺陷，包括迷信武力与过度军事化，忽视谈判与危机降级（De-escalation）；情报研判不足，特别是当面对高威胁目标时，战术小队在前线缺乏明确、合法且克制的致命武力使用规则；跨机构协同能力严重不足，当法警、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同时介入某一危机时，指挥权混乱，各自为战乃至相互干扰，甚至出现相互封锁情报的情况。
　　针对红宝石岭事件等暴露出的问题，美国司法部和国会对美国法警局进行了严厉追责，迫使其进行全面改革。改革的重点是重塑武力使用政策。法警局严格确立了“仅在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时方可使用致命武力”的原则。并强制实施关键事件响应计划，要求法警在执行高危逮捕令前，必须制定详尽的危机应对预案，强调将“封锁与呼叫”（Contain and Call out）、心理谈判等手段作为第一选择，禁止贸然以致命武力发起突击。
　　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特别是在黑人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各界普遍反思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美国法警局主导的追逃特遣队则因曾拒绝佩戴执法记录仪而饱受指责。2024年后，美国法警局设立专门机构，强制要求所有执行逮捕任务的副法警及参与特遣队的地方警察全面佩戴和开启执法记录仪，这一改革极大规范了一线法警的取证与执法行为。
　　就美国法警局最核心的职能维护司法安全而言，近年来也有重大失败案例。2020年7月，一名对法庭审理结果不满的律师伪装成快递员，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联邦地区法官埃斯特·萨拉斯家中行凶，导致其子死亡、其夫重伤。该事件推动了美国关于法官隐私保护特别是隐藏法官住址信息的立法及相应改革。
　　此外，美国法警局在其引以为傲的证人保护领域也绝非一帆风顺。早在证人安全计划推行初期，就发生了受保护证人犯罪的问题，此后在1984年《证人安全改革法》中，要求明确证人安全计划的准入标准、规范申请和批准程序、引入更系统的风险控制和评估规则。2013年司法部监察长出具报告，严厉警告法警局在证人保护项目中混入了“已知或疑似恐怖分子”且缺乏对受保护对象可能造成的社会安全威胁的监管。此后，法警大幅强化了对受保护对象的心理评估、测谎筛查以及与国家安全机构的情报共享，防止证人安全计划遭到滥用甚至成为罪犯的庇护所。

　　五、 困境与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法警局是一支底蕴深厚、实战经验丰富的老牌联邦执法力量。就其执法效能而言，美国法警的各项核心业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证人安全计划为瓦解困扰美国数十年的黑手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区域特遣队机制将全美分散的地方警力整合为高效的追逃网络，是联邦制下地区协同执法的典范。
　　然而，在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下，美国法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其一是司法安全威胁的爆炸式增长导致执法资源严重不足。2025年以来，伴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社交媒体上仇恨言论的泛滥、仇视体制内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各类无休无止的涉政争议，针对联邦法官及其家属的暗杀威胁、人肉搜索（Doxxing）和骚扰等事件激增。2020年，新泽西州联邦法官埃斯特·萨拉斯之子在家中遭不满判决的暴徒枪杀，极大打击了法官群体的安全感。美国法警局的人力资源已被繁重的保护性调查和法官贴身护卫任务极大消耗，导致日常的法院安检和押解任务捉襟见肘。
　　其二是技术进步使美国法警履职的法制基础已严重滞后。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独狼式”袭击者，传统的安保手段已防不胜防。任何人只需花费极低费用，就能从数据中介商处买到法官的私人住址等隐私信息。为此，美国法警局正积极推动法制改革，从被动防御转向实现保护对象的“数字隐身”。《丹尼尔·安德尔法官安全与隐私法》等法律的出台，赋予了行政部门要求互联网公司强制下架法官隐私信息的权力，但这又涉及复杂的公民言论自由与信息透明的宪法争议。
　　其三是美国法警履职过度依赖外包的隐患。由于长期以来预算短缺、编制不足，美国法警局将大量的法庭外围安保、囚犯运输、羁押中心管理等工作外包给私营安保公司。此举虽然缓解了警力不足，但也存在严重潜在风险。承包商对利润的追逐屡次导致囚犯羁押和运输机构的安全丑闻，也增加了法警系统内部监督问责的难度。
　　简而言之，美国法警局的演变轨迹，是美国执法机构在政治妥协、安全需求与社会危机中不断调整自身定位的范例。它不仅是维护美国联邦司法体系正常运转的安全盾牌，也是折射美国法治现状的一面镜子。随着政治极化的不断加剧和民粹主义的猖獗，未来美国司法体系面临的安全风险将更加严峻，美国法警能否克服资源短缺、政治纷争的掣肘、适应日益严苛的社会审视，继续维持其履职能力，不仅关乎其自身发展前景，更直接维系着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权威与尊严。■
　　
　　【作者简介】李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领域为涉外警务和边疆学。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