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作为一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现实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在道德、伦理、社会、法律等领域引发广泛争议，至今未有定论。纵观众多论争及法案，或以委托者为基点，或以代孕子女为基点展开，少有以代孕者为切入点进行梳理和讨论。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费解。我们知道，在代孕关系中，主要存在委托者、代孕者、代孕子女三方显性当事人，而代孕者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最为紧要。整个代孕行为，包括最后的分娩都要由其承担和完成。可以说，代孕者是整个矛盾的焦点。离开她，就无所谓当下意义上讨论的代孕的诸多困境。之所以称其为“当下意义上”的问题，意为不排除，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科技的发达，会出现不需要人类代孕者的“代孕”，即人工智能模拟代孕，届时，许多困惑自会迎刃而解。但于现在而言，代孕者仍是代孕关系中的关键者。一些讨论和界定，如果以代孕者的角度切入，或许另有一番景象。

　　一、“代孕”涵义的重新厘定

　　虽然大家都在讨论与“代孕”有关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及法律问题，但作为讨论前提的“代孕”一词却因缺乏明确涵义，众说纷纭，至今也未形成统一定论。2001年我国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虽然该《管理办法》在第24条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各种衍生技术”等进行了定义，但对“代孕”一词却未给出确切涵义。目前，就“代孕”进行解释的主流观点认为，“代孕”是指“女性受他人委托代为孕育分娩孩子，并将生产的孩子交给委托人的行为。” 并在此基础上将“代孕”分为“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在“完全代孕”中，代孕者只为胚胎生长提供妊娠功能，不提供自己的卵子进行授精，与代孕子女无血缘关系。它包括配子来源于委托者或捐献者，也包括精子或卵子其一来源于委托者，而另一来源于捐献者等四种情形；在“局部代孕”中，无论精子是由委托者自己提供，还是由捐献者提供，代孕者皆因需要提供自己的卵子进行授精，其与代孕子女之间必然存在自然血亲关系。
　　血亲关系作为人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及法律制度产生的核心。血亲关系，特别是自然血亲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会在感情上产生“血浓于水”“剪不断理还乱”的骨肉亲情，更会在伦理、道德和法律领域“激活”众多的权利义务联系，如慈、孝、养、教、赡、助以及种种禁忌，等等。这些在血缘中“生长”出来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就代孕者而言，从自然情理的角度，恐怕很少会有人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心甘情愿把一个与自己有血肉联系的婴儿（亲人）送与他人，哪怕当初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
　　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对“代孕”一词的涵义重新进行厘定，指能孕女性同意在自己子宫内植入他人胚胎，代替他人孕育分娩子女的行为。其中代孕者与代孕子女之间不应存在自然血亲关系，即前述所谓“完全代孕”的情况。至于“局部代孕”，从所谓“代孕者”的角度看，无论精子是来源于委托者还是来源于捐赠者，其与代孕子女之间都存在血缘联系，代孕子女都是自己的晚辈直系血亲，因此，应考虑将其排除在“代孕”范畴之外，并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考量，将其视为“非婚生育”，所生子女为其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保护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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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法制与社会》 2017.17  嬴舜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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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7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