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察权呈隐性的弱化趋势

　　首先，警察权力受制于内部的束缚。一方面，警察权在设置之初其相关法律法规对警察权的规范缺乏经验，缺乏对警察权的与时俱进的管理模式的法律规定，导致警察权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混乱现象。另一方面，警察权相关经费供给制度起初设计未考虑到其长效性。财政拨款制度对警察权的支持上，未能预料到未来社会的转型应予以警察相应的物质保障。第三方面，在体制保障上忽视对警察激励机制的重视。例如：部分表现优秀的警察因为待遇或晋升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而辞职。这不仅浪费国家一直对其栽培的代价，更是对警队实力的一种削弱。
　　其次，警察权力广而不精。实践中，公安机关承担过多的非警务的额外业务，缺乏精力和足够支持去进行专业化升级，无法满足民众安全产品需求，其功能无法得到针对性的发挥。警民关系在缺乏有效沟通后会呈现恶化趋势，警察权的发挥进退两难。
　　再次，警察权力虚于强大。尽管国家每年在公务员考试中大量招考警员以补充警力，然而，警察招录过程中出现专业人才紧缺现象严重，尤其是基层民警招录出现学历普遍偏低、专业门槛低的现象，影响警察权的实力构建。

　　二、警察权缺乏有效保障的原因分析

　　（一）警察权的配置存在弊端
　　警察权力诞生的自身保障存在一定局限性，警察权设置之初就埋下了权力弱化的种子。警察权力的配置缺陷中主要体现在：第一，权力分配结构上错乱。由于《宪法》与《人民警察法》并未对警察权力行使进行具体细节的规定，致使警察权力由中央警察机关行使还是地方警察机关拥有经常出现混乱，从而阻碍警察权力的实效发挥。第二，权力交叉的桎梏，即同一种性质或一种警察权力被分配于不同的警察部门，产生权力重叠现象。由于地方警察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人事任免等，在上级警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政策及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地方警察机关往往会以消极态度执行，这不利于国家政令的统一落实，不利于跨地区打击犯罪的协调指挥作战，该弊端实则在宏观和微观上均弱化了警察权保障人民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第三，权力实施的体制保障不力。这是由于我国警察机关系统内部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晋升体制等过于苛刻，从而制约了警察权力得以最大效应的发挥。

　　（二）警察权的运行受执法环境恶化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警察提供的安全产品质量要求提高，而警察机关由于无法切实地与时俱进对安全产品进行升级，当无法解决部分民众困难的时候，极易造成公众对警察的不信任，警察权这一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功能呈现失灵状态。另一方面，警务工作因警察直接面对公众而成为公权和私权最容易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领域。当民众有求于警察，而在警察不能给求助者满意解决问题情况下，求助者因为不理性而以投诉、辱骂、威胁的方式来逼迫警察超出职权去处理麻烦时，警察权显得百般无奈与尴尬。第三方面，社会舆论及媒体偏重于宣传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而轻于提醒公民支持和配合警察执法，造成警察执法难、执法舆论压力大，而一些不良媒体为求新闻点击率，扭曲事实以丑化警察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警察权在社会运行中的层层阻力。在过度的舆论压力下，警察为求自保因此而少作为或者不作为，警察权保障丧失良好氛围支持。

　　（三）警察自身因素影响警察权发挥效用
　　一方面，警察的素质高低、受教育的程度高低、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式，均影响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阻碍警察权得以发挥实效。就目前我国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及综合能力而言稍微偏低，这在整体上对警察权实施实则没有确切的保障。另一方面，部分民警由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不足，再加之实战经验欠缺，在侦查和破案过程中技术水平差、效率低下，在不能及时结案情况下，势必会引起民众对犯罪的恐慌及对社会稳定的不安。最后，警察权还具有特殊的强制性，这种特殊的强制性与警察权的行使主体公安机关作为专政工具和暴力工具的性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少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忽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激化与民众的矛盾。由此，警察权的强制性功能却不能有效保护警察权的合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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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法制与社会》 2017.30 彭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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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