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死

　　1995年11月22日，凌晨4点半，西班牙南部城市赫雷斯市的市中心，一辆出租车驶进了一家加油站。
　　司机在一号加油泵前停了下来，转身下车，将喷嘴对好油箱，等了许久，却一滴油都没有汩出。他回头四下张望，才发现加油站的门已被撞坏，杂志、报纸散落一地，商店墙上满是血迹……
　　几分钟后，地区警察来了。
　　警察循着血迹，来到收银机后的办公室，强行推开门后，发现一个年轻人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血流不止。
　　又过了五分钟，一组医护人员挤进了乱糟糟的办公室，试图在一片混乱中控制住年轻人的伤口。
　　但4点45分，胡安·霍尔加多还是死了。
　　5点，负责该地区刑事调查的代理行政长官曼努埃尔·布特拉戈来到了加油站。
　　他当年41岁，从未处理过谋杀案。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血迹的果汁盒，又搜集了23个指纹，但没人知道这些指纹是属于肇事者，还是哪个刚巧在那天进入加油站的顾客。
　　曼努埃尔没有封锁犯罪现场，随着谋杀的消息传开，这里变得越来越混乱。5点半，曼努埃尔发现自己被医护人员、犯罪学家、警察和当地记者包围，众人给带有血迹的地面加上了数百个脚印，调查人员徒手捡起犯罪现场的种种疑似证物……
　　最终，曼努埃尔推测，这次袭击有两名或更多的攻击者，虽然没有证据，但他怀疑凶手是瘾君子，洗劫加油站，抢走了七万比塞塔，当时约合人民币不到5000元。26岁的胡安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那天晚上，他还和一位同事换了班。
　　曼努埃尔用六个星期的时间拘留了第一批四位嫌疑人，三人有前科，四人都是瘾君子。次年2月，他告诉媒体，案件即将水落石出。

　　决定

　　“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当弗朗西斯科听说他的大儿子死了的时候，反应就像许多突然失去亲人的父母一样。
　　他是一名银行职员，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妻子安东尼娅的丈夫，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
　　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周里，当局确实曾努力解决，51岁的弗朗西斯科亟待知道结果，但政府机关没有给他。
　　1995年12月21日，在第一次确定嫌疑人的几周前，弗朗西斯科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人参加特雷斯市史上的首次“正义游行”。
　　朋友、政客和陌生人在旧城蜿蜒的狭窄街道上游行，邻居在窗户和商店门前大喊着给他加油鼓励，第二天，当地报纸的标题是“为胡安哭泣”。
　　胡安谋杀案的残暴让许多赫雷斯的居民感到愤怒，一位当地护士说：“它打击了许多家庭，每个人都担心也许有一天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儿子。”
　　调查展开了，审判却遥遥无期，检察官发现，关键的证据，如带有血迹的果汁盒，已经丢失，几个证人的证词是在胁迫下作出的，“警察进入犯罪现场就像一只公牛闯进商店一样。”特雷斯警察局的负责人后来承认。
　　随着媒体和民众对警察和当局的批评愈演愈烈，弗朗西斯科也开始在城市的主要广场举行集会，每月一次。他在胡安的坟墓边立誓，“不管后果如何，我都要为你沉冤昭雪。”

　　“身份”

　　弗朗西斯科过起了双重生活。
　　每天早上6点，他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到60英里外位于塞维利亚的办公室，他在公共汽车上打盹，在银行工作到傍晚，回家换衣服。
　　然后，他到特雷斯市的一家旧教堂里闲逛——这里已变成“毒窟”，弗朗西斯科与瘾君子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拼命想要挖掘出与谋杀他儿子有关的任何信息，直到凌晨时分，他还会去那些被废弃的联排别墅里，皮条客经常光顾的妓院和黑酒吧里打听。
　　他不是空手而去，而是带着香烟和氯卓酸钾药片——这是一种镇静剂，本用来治疗他所经历的慢性焦虑。
　　弗朗西斯科用烟和药引诱这些瘾君子，当别人兴奋起来时，他开始提问，并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一一录存下来。
　　而在周末，弗朗西斯科也不再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坐下来一遍遍地听他的录音。通常，消息都让他失望，没有意义的名字、离奇的故事和无法继续的死胡同。
　　“他认为自己比一个资金充足的警察部队做得更好，这是我一直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被告的律师说。
　　但弗朗西斯科认为，他的私人调查没有进展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侦探知识，而是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他的脸被印在了报纸头版，标题是“勇敢面对悲剧”，他的声音一遍遍播放给当地电台的听众。
　　1998年3月，他开始尝试使用假身份，戴上假发、粘上胡子，穿着皮夹克、戴着太阳镜，似乎有了点大佬的意思。
　　弗朗西斯科自称佩佩，以新的“身份”与瘾君子们进行对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决定不再随机打探，而是将情报搜集任务集中在了四名嫌疑人上。他相信警察找对了人，但他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必要的证据来定罪。如果警方无力破案，那他决定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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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看天下》2017.29 张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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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