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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驻华警务联络官眼中的中国“抗疫” An Italian Police Liaison Officer on China’s Combat with COVID-1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1/5/10 9: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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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南启明 编译/李炜乐
  
  编者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意大利驻华大使馆经济财政警务参赞南启明上校由于工作需要留在北京,并经历了疫情从暴发到逐步得到控制的过程。本文为其根据自己观察及调研,对疫情下中国政府和民众所作出的抗疫举措以及疫后复工复产情况的介绍。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第4期的意大利经济和财政警察杂志上。文中提及事例及数据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底。

  
  中国农历鼠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遏制疫情蔓延,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个社区紧急动员,政府对经济加以扶持。
  根据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2019年12月初,中国确诊了最早一批新冠肺炎病人,他们所在的城市是湖北省省会武汉市——重要的物流中心以及工业和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中心。那时,没人料到一种可以人传人的新型病毒正在悄然临近。医疗机构也只是注意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肺炎患者数量在逐渐增多,这种肺炎极具侵入性且使用寻常医药对其治疗效果甚微。
  随后的分析显示,正在传染的病毒是冠状病毒家族中的新型病毒,属于可导致常见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家族,症状严重时就如同2003年在中国暴发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2012年在中东暴发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2020年1月3日,中国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上报此疫情,并采取关闭当地海鲜市场等初步遏制措施。在这些市场中,有新鲜的肉类和鱼类出售,当地居民和饭店都来这些地方采购食材。当时,有些确诊病例已显示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
  春节将至,春运开始,武汉的上百万打工者返乡过年,并未对此疾病有过多担忧。新年伊始,武汉开始出现数以百计的病毒感染者,新冠疫情开始蔓延。

  控制疫情

  在很短的时间内,武汉成为这种严重流行病的中心。与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相比,该病毒致死率低,但传染性更高。由于在出现最初症状之前,病毒潜伏期很长,在此期间,病毒携带者有可能已经传染多人。
  自2020年1月23日起,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实施封城,任何形式的私人交通方式被禁止,生产活动被命令暂停。湖北省其他城市也随即采取该措施。一星期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进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这种果决的反应是基于一种积极应对的策略,从湖北省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内实施严厉的疫情遏制措施,对湖北省的交通封锁政策隔离了大约5600万人口,这几乎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数量。中国的其他15个大城市也马上采取了相同的政策,其中,北京市政府决定延长一周春节假期,来延缓返京流涌入这座人口两千多万的超级大都市。
  随后,整个中国开始实施极度严格的隔离措施。同时,一种忧虑的情绪也迅速增长,因为包括居住在我所在的国际社区的很多人在春节长假开始之前都曾经在中国国内出差,谁也不知道自己去过的地方是否曾有疫情出现。当时,对于这种疾病的症状及其危险性的新闻层出不穷。智能手机和网站的新应用程序应运而生,通过这些程序可以查询最新的疫情数据: 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重症患者、被观察人数,等等。
  军队被部署在武汉当地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医院,确保人员安全,并配合医护人员工作。政府迅速决定建立两家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这两家临时医院在十几天时间就火速建成了,可各自容纳上千名患者。同时,武汉市内又建成了十几所由大型体育场、展览馆改建的方舱医院。
  湖北省之外的其他省区和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也决定实施不同级别的隔离政策。春节假期结束后,各地实施无限定日期的学校、博物馆、旅游景点的关闭政策,如北京的长城、故宫,像三里屯这样的商业中心和人流聚集地都不再营业。公共交通采取限流措施,关闭非必要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各单位采取线上办公。政府机构取消或延后所有官方会见和会议。禁止来自湖北地区的人员乘陆路交通(火车除外)进京,对于乘飞机和火车返京人员,返京后须立即进行居家隔离并接受监控,该政策开始仅针对有湖北旅居史的人员,不久后调整为针对来自国内任何地方的进京人员。
  卫生机构积极组织,与各部门配合,以最大限度地筛查出感染者,让这些人员得到隔离或治疗等妥善安置。在如机场、火车站和地铁站等公共场所,都安装了自动测体温装置。除此之外,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布在各地对人员测量体温,如:公共汽车、公共场所入口、银行、加油站、超市、住宅入口和各个大厦入口。国家通过电视、报纸、社会媒体、国有通信公司,向公众持续传播采取防疫措施、居家隔离的必要性以及违反隔离政策将会承担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等信息。警察的巡逻,加上密集的监控摄像头,夜以继日地检查着公众对规则的遵守情况。然而,仍有人不遵守防疫规定,造成疫情的传播。
  北京,一座人口超过两千万的大都市,人口密度极高,因为疫情原因,部分人员被隔离或者限制回京,让身在北京、习惯了人潮汹涌、交通拥堵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空旷。对于必须出门上班或采购(有些小区规定:每个家庭每2~3天外出购物一次)的人员,须佩戴口罩。虽然口罩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个人日常防护用品,但在疫情初期,无论在商店或是线上购物平台,口罩供应都出现短缺。对此,政府指定了大量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主要是由已经复工复产的口罩生产厂家以及一些已经工业转产的企业(特别是纺织业领域的企业)组成,生产的口罩不仅面向公众,更面向医务人员。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比如深圳比亚迪,作为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的全球领先者,就决定通过获取专业知识和技术,为自己的员工自主生产个人防护用品。仅仅在疫情暴发的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就宣布每日可生产十亿只口罩,足以满足中国国内的庞大需求。
  疫情防控中,市区的各个社区以及城市周边和农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旦发现有人员体温异常或者出现症状,即刻送至医院为疫情专门建立的发热门诊,在这里可获取必要的医学检查并可以进行拭子快速检测。在疫情暴发后的短短几周之后,政府又决定加强对疑似病例的检查,与此同时,基础的卫生保健转到线上。各地号召公众非必要不要去医院,使用电话或通过互联网这种新型远程方式进行问诊和获取医疗帮助。

  经济支持措施

  由于所有非必要经济活动的关闭时间延长,当医疗系统积极准备以应对突发卫生紧急事件时,中国政府和央行也立即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来阻止经济和金融系统、企业和劳动者,乃至全球整个生产和商业链在此次疫情中所遭受的损失继续扩大。毕竟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占比约三分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0年2月初即决定,多次向金融系统中注资来稳定货币市场和向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并且降低了对银行法定准备金的要求。另外,还减少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企业借贷利率。
  为了稳定国家经济,税务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延后了税务申报和缴纳时间,以及社会保障和保险的申报和缴纳时间, 更改了对于慈善目的捐赠的税收标准(完全抵扣、免征增值税),暂时取消了对医疗产品的征税,对于直接参与疫情管控和预防方面的企业和人员采取支持政策(奖励以及税收抵免)。
  同时,各省级或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对中小企业进行补贴,并宣布启动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大约4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

  恢复正常尚需时日,出现境外输入病例

  在世界其他地区,疫情开始蔓延。中国在2020年2月底,根据疫情曲线图所示,已经进入到平稳及新增人数下降阶段。在历经两个月“封闭”状态后,中国国内疫情被控制住。自疫情开始到3月19日,第一次实现了湖北省之外连续7天无新增病例。中国全国逐渐地恢复生产和生活常态,但已经实施的管控和防疫政策在各地仍然继续严格执行。
  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大量人员在陆续返回,并且严格遵守隔离政策和医学观察。工厂复工,城市交通开始恢复,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公共交通每天都在增加,地铁又开始变得拥挤。公司尽可能保持远程办公,必要人员交替前往单位办公,并保持安全距离。在公共场所,所有人都必须佩戴口罩,进出任何场所必须接受体温检测。绝大部分商业中心区、影院和博物馆仍保持关闭。餐饮业恢复较慢,通常仅限于送餐或外卖,有些餐厅采取限流,一桌只接受不超过两人用餐。北京的一些大型公园和长城的一个景区重新开放,进入人员限制在最大容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国东部一些省份,公立学校已经开学了几个星期,北京的公立学校将从4月27日至5月11日逐步允许学生入学,以便完成学年学习或进行高中毕业前的一些考试。
  4月8日午夜,武汉在隔离了76天后,正式宣布解封,当时仍有大约200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在解封前最后几个星期,新增病例逐渐减少,最终实现零增长。市内交通恢复,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人员可乘坐火车、飞机离市或离省。许多商业活动终于重新开始运转,各种迹象表明正常的生活开始回归,比如:京东商城来自湖北的订单激增,那里的人们不仅仅重新开始购买生活必需品,对服饰、化妆品乃至旅游用品的需求量也开始增多。
  所有能证明身体健康且无须隔离的人员都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外出。人们去到任何场所,须通过指定的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进行扫码登记,实时检测个人的健康状态。学校和大学还未开学,在评估现行限制措施的效果后,才会考虑开学。
  自疫情暴发到宣布解封,中国的卫生当局正式公布了超过83000例患病人员,3300例死亡病例,其中80%来自湖北省。
  中国下一步须面临的问题是,防止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随着国外疫情形势逐渐严峻,开始出现输入病例。从三月初开始,在拥有国际机场的城市,新增了很多境外输入病例,来自疫情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随着国外疫情逐渐恶化,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对机场的管控,对入境人员进行医学检测,入境人员需要集中在指定地点隔离14天,对于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员会被安排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为减少北京的入境压力,从3月20日起,所有抵达北京的国际航班降落至其他11个城市,入境人员在这些入境口岸接受医学检查,未受感染的乘客会被送往目的地。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疫情期间的工作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领馆继续开展工作,仅签证处事务暂停。各个使领馆立即实施了严格的健康安全措施和防疫卫生行为注意措施,有效防止了工作人员间的传染。当时,使领馆首要的工作任务是帮助在中国的意大利侨民,尤其是在武汉实施封锁政策之后滞留当地的人员,并协助意大利派出的军用飞机来撤离人员。
  中国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捐赠了数量巨大的医疗物资,其中也有捐赠给经济和财政警察的物资。
  财警驻意大利使馆办公室,除了继续为总部提供各种资讯之外,仍保持与中方对接单位的关系和合作,旨在查出具有特定时期特征的新犯罪现象,以及提供必要的信息渠道,从经济和金融角度来分析更广泛的形势背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仅是一起严重的健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经历着社会和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过程,而政府、企业和人民大众已经在之前固有的秩序下度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出疫情、走向“新常态”的前提是战胜病毒,这将需要政府、银行等各个机构积极地干预和改革,并且需要社会的支持,以及各个经济体的恢复能力和韧性。工商业活动在经历长时间的停滞后,预示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回归,就像中国,在缓慢复产复工的过程中,正在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第一次”。许多企业将需要重新激活完整的供应链,因为不管是地区还是全球的供应链都因疫情遭受了严重损害。如此大的冲击将会使公民、企业家和劳动者的个人偏好和期望发生显著变化,且影响着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的展开方式以及对科技的使用。展望未来,电子商务有可能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来对未来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进行永久性地改造。
  危机时刻将不仅揭示体系的漏洞,同时也为提高行业的性能和柔韧度创造机遇,也将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创新动力,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过程中得到实践。■
  
  (作者为意大利驻华大使馆经济财政警务参赞)
  
  (责任编辑:张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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